因此，厦门PX事件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要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首先在制度上完善环评制度，引入规划环评程序，对污染或危害较大的项目进行更加严格的环评控制。
为了丰富宪法学基本与内生概念的意涵，扩展的手段也应多样化。笔者曾指出：比较宪法学研究应该是在国别或特定区域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寻找共性或厘清差异为基本目标，通过恰当的标准对两个以上政治实体的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所做的比较研究。
第二，实践问题域对形成理论范式的涵养作用。如果史卫民教授所提出的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实证经验的支持，那么，接续下来的问题便是，以执政党为主导的政策释放机理是否可以在相应的分析框架里获得解释？陈明明教授在解释政治话语的转换时，提出了解释主流意识形态的三维框架，这里简述如下： （1）价值—信仰部分，即关于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和主张。第四个层面是改革，表明中国走的是改革之路，而不是革命之路，更不是因循守旧的回头之路。虽说本文的核心主旨并不是阐释这些核心概念或范畴的内生性意涵，而是在建构中国宪法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学术逻辑，但借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坦陈笔者的肤浅认知或许不会是画蛇添足之举。分类学路向事实上是对基本或核心概念在横向上的拓展，对于中国宪法研究来说，其可归为宪法社会学、宪法历史学等学科范围。
关于扩展问题域的学术意义，当然可以认为扩展问题域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的深化与丰富，扩展问题域为实践问题域的展开提供了分析框架、学理资源，如此等等。从张翔博士的研究来看，实质上属于学术操作流程加德国学者关于宪法权利内涵的实质性理解，这样就在中国宪法权利体系化思维的过程中，把德国学者对宪法权利的理解简单地作为了对中国宪法权利内生性意涵的替代，虽说这种替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中国宪法权利研究所存在的破碎之弊，但稗贩之弊依然存在，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对中国宪法（权利）研究内生问题域的关注与阐析，比如中国宪法权利的理论基础、基本类型与功能。常委会备案也不必然等同于对法工委的答复进行批准和授权，而应视为一种监督范式，即备案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备案机关全面了解国务院和地方的立法情况，加强对立法的监督，便于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消除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
参见卢群星：《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6页。耐人寻味的是，该《汇编》从2000年开始逐年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003年6月出版第3辑后却停止出版。综合考虑，我提出另一种思路：将法工委的批准职能剥离出来，交给法律委员会，法工委专司辅助性工作，回归其自身机构定位。[35]该方案初衷仍是在法工委现有机构属性情况下，以增加新机构来解决答复合法性问题。
[13]而法工委的答复则由有关业务室根据法律规定,研究起草答复意见,报法工委领导审批,一些重要的法律询问答复,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审批,之后以书面或其他形式答复询问的有关部门，并报常委会备案。只有当常委会审议批准后，答复才能上升为法律解释，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是有名有分的方案，即充分发挥法工委答复法律询问的职权，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来弥补其合法性和主体资格的不足，承认其答复为一种立法解释，承认其特殊立法解释的作用，以填补我国法律解释中立法解释的空白。如《立法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83年9月2日法制委员会改名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少学者强调法律解释统一和确定性，认为答复是无效的。
其中，合法性审查工作虽然有机构有程序，但实际进展较为缓慢。蔡定剑认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更属于办事机关类型的机构。……工作机构侧重为职能机构提供直接的工作服务。[1]但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党和国家、社会对人大工作的期许越来越高。
主管部门一词，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中专指党、政、军及所属序列内，对下级单位有主要管理权的机关。规定对法律、法规的解释，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在此情况下，基于运用法治方法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的精神，如何使法工委既能发挥其重要作用，又能避免合法性危机，并完善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和法工委的工作机制。[15]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由此看来，左右为难，进退失踞。诚如蔡定剑所言：工作机构可以认为是一种半职能性机构，它可以行使一定的法律职权，但不可以以独立名义发布执行性的文件、指示、命令，它是为职能机构提供服务的。我认为，这种有名有分的改革模式，改革风险可控，成本最低。因此有学者指出，《决议》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与现行《立法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以《立法法》为准。此观点重要根据是《立法法》第五十五条。[29]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9]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6页。然而，这样的做法，则可能违反法治原则中的公开性要求，答复既然通过询问部门的管道对相对人实际产生了强制力，但民众却对此无从知晓，毋论对其行为后果产生应有的预期。
人大和常委会的职权均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体制来进行，组织制度是人大依法履职的关键。[7]2004年6月，法工委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有编制20余人，属于局级单位，该室还承担法律解释的职责。
[8]乔晓阳认为，答复大体可分为法律如何具体应用的解释和法律常识性解答两类。 二、答复法律询问及其法律效力争论 （一）答复法律询问的依据和实践 答复法律询问，即法工委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的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既要发挥法工委的重要作用，又要使其工作成果具有合法性，无疑存在着巨大张力。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设立法制委员会，其成员中在当时或以后担任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有11人，可见该机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从具体内容上看,一部分已超越了应用解释界限, 涉及立法解释范畴。[27]综上所述，法工委的机构属性有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两种主要表述。
换言之，法律委员会批准后答复便具有实践中的个案效力。现有的法律询问答复，要么经过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或秘书长批准，要么报送常委会备案。
[32]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这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显然主要指法工委。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答复法律询问是有一定现实需要的。办事机构侧重办理行政后勤服务事项。
无效说是《立法法》通过前的通说。答复制度可视作是对常委会立法解释工作滞后和备案监督机制未激活的一种体制内回应，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目前有分无名，但应防止其超越创设之目的，成为破坏法律体系权威性和统一性的木马。[29] 总之，无论是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都趋向辅助性的属性。[27]卢群星：《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4-88页。
因此说法工委属于办事机构是不准确的，应该表述为工作机构。[16]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
无名无分和有名有分的两种改革方案，都有赖于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法工委组织和工作制度的进一步理顺。隐藏于答复法律询问效力之争背后的是我们对法工委自身机构属性认识上的分歧。
[31]周旺生：《立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63页。而完善人大工作机制的要求，也需和工作机制相关的机构改革与组织建设的推进。